1955年深冬的一个傍晚，北京的天色暗得很快。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摆到有关部门案头，上面写着一个颇为扎眼的身份：“汤恩伯旧部，原国民党少将参议陆久之，蒋介石女婿。”在那个对“历史问题”高度敏感的年代，这样几行字配资在线论坛，就足够让人绷紧神经。
有意思的是，真正让这起案件发生转折的，却不是“蒋介石女婿”这几个字，而是几年后周恩来的一句话：“他是我们的人，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同志。”就这样，一个原本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的“反革命”，竟摇身一变，被确认有着漫长而隐蔽的红色履历。
围绕这个人展开的，是一段颇为独特的历史：他出身旧式官僚家庭，娶了蒋介石养女，却从不去认这个“委员长岳父”；他坐过国民党少将参议的位置，又在日本、上海、南京多地周旋，为共产党传递情报、营救同志。表面看，他和蒋介石有了亲缘；往深里看，他却把一生压在另一条路上。
说到这，就得从那段并不光彩、却极受关注的婚姻说起。
一、从“蒋家女婿”到“坐牢的反革命”
很多人都知道，蒋介石有两子：长子蒋经国，生于1910年，次子蒋纬国，生于1916年。至于“蒋家女儿”，常看民国史料的人心里清楚，那大多和“养女”“义女”有关，很难扯上血缘。
展开剩余93%这当中，陈瑶光是一个颇为特殊的人物。她1920年代初出生于上海，刚一出生便被人抱走扶养，名字一开始并不叫“陈”。之所以能和蒋家扯上关系，要从1921年的上海说起。
那一年，陈洁如的父亲病逝，家中收入一下子断了。这个出身小市民家庭的姑娘，不到二十岁，家里却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。偏偏就在这个当口，已经在政界冒头的蒋介石，对她“关心”起来。
彼时蒋介石三十多岁，已经有过两段婚姻。依照一般人的眼光，他既不是少年才俊，也谈不上清白之身。但在张静江等人的撮合下，蒋介石以“救济”陈家的名义，用颇为周到的方式求婚。陈母权衡再三，为了家里的生计，答应了这门亲事。1921年前后，这段婚姻在上海悄然成了定局。
婚后，陈洁随蒋介石南下广州。她受过一定教育，能看报，会写信，懂一点交际礼仪。对蒋介石而言，这样的“内人”出来应酬毫不失体面，待在家里又能帮他打理生活，称得上是“宜室宜家”。在之后几年里，无论是孙中山逝世后的政局变化，还是蒋介石在军政界的起伏，陈洁如都一直跟在他身边。
遗憾的是，两人始终没有自己的孩子。对很多传统家庭来说，这是一件压在心上的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女孩的出现，让他们家庭结构发生了一次变化。
二、陈洁如、蒋瑶光与那块金表
有一天，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，抱着一个女婴回了家。这个娃娃，本来是别人家生下却无力抚养的孩子。何香凝心软，就暂时收留了她。陈洁如来做客时，看见这个小姑娘，居然一眼就喜欢上，抱在怀里舍不得放下。
有人劝她：“你要是真喜欢，就领回去养嘛。”何香凝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心里虽不舍，还是点头答应，把这个孩子抱给陈洁如抚养。不久，蒋介石得知，又觉得这是天赐缘分，于是给她取了个乳名“蓓蓓”，学名“蒋瑶光”。
从此，这个小女婴身份变了。她成了“蒋家女孩”，跟在陈洁如身边长大。
转折出现在1927年。那一年，蒋介石在政治上做出对共产党人极为严酷的“清党”举动，在情感上则干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——把陈洁如送上赴美的轮船，转身就公开宣布与宋美龄完婚。陈洁如在船上还没站稳，上海的报纸已经铺天盖地在报道“蒋宋联姻”。
次年，蒋介石派人去美国同陈洁如谈离婚。陈洁如很清楚，大势已去，自己的位置早被取代。经过几番拉锯，她签了字。婚姻终结得很冷冰冰，情分却难说完全断干净。
在美国滞留五年多后，陈洁如回到上海，把一直寄养在母亲家的瑶光接回身边，将她改姓为陈。从此，这个曾经的“蒋家女儿”，在法租界一个普通弄堂里，跟着母亲过起安静日子。外界再提起她，多半也只知道一句“陈洁如的女儿”，很少有人会记得蒋姓。
到了1946年，抗战刚结束不久。上海街头既有庆胜利的喜气，也有物价飞涨、暗流涌动的焦躁。就在这样的时刻，一个名叫陆久之的男人走进陈家母女的生活。
据介绍人的说法，陆久之出身不错，父亲曾在北洋军阀孙传芳手下担任军法处长，本人留过学，日本早稻田大学一类的学校都待过，人也算知书达理。抗战期间，他在军统系统干过情报工作，在上海、南京都有些熟人和人脉。
陈洁如见到陆久之，发现这个人说话温和，待人有礼，穿着打扮也算得体，心里多少有些好感。她并不愿女儿再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，因此对女儿未来的夫婿，有一个基本要求——人品要稳当，家庭背景要干净，最好还能在动荡年代给女儿一点保护。
经过几次接触，陈洁如点头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婚礼并不铺张，却有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：陈洁如从箱底拿出一块金表，递给新郎新娘，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，共产国际代表赠送给蒋介石的礼物。按她的说法：“这块表，跟你们的缘分也算有点关系，就当见证。”
从那一刻起，陆久之成为“娶了蒋介石女儿”的人。上海滩消息传得快，不少人开始在背后喊他一声“蒋介石女婿”。有些场合里，哪怕没人说明，客气和礼遇也自然而然地多了几分。
非常值得玩味的是，一个关键人物从头到尾没有露面，那就是蒋介石本人。他不承认陈瑶光的“蒋家女儿”身份，自然也就不会认什么女婿。另一方面，陆久之这边，对那位遥远的“委员长岳父”，也没有表现出要主动认亲的意思。
有朋友半开玩笑问他：“你怎么不去认一认蒋介石？总是一个机会。”陆久之淡淡答了一句：“认不认，有那么重要吗？”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客气，背后却藏着另一个世界。
三、少年联络员与“潜伏的民主人士”
要弄清陆久之的选择，绕不开“五四运动”之后那段思想风潮。
陆久之1900年代出生于江苏一户官僚家庭，童年时穿的是绸布衣，吃的是细粮饭。按一般轨迹，他完全可以读个好学校，考递升迁，做个循规蹈矩的公务员，稳妥过完一生。但1919年“巴黎和约”风波、五四学生上街游行，对当时整个知识青年圈子冲击极大。
在上海念书期间，他接触到不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和民主思想的小册子。豪门公馆灯红酒绿，和工人棚户的破败形成强烈对照，这种反差，久而久之会让人心里起变化。他一度对家中那套牌局、应酬、升官发财的“规矩”，生出很强的厌倦感。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对他影响不小的人出现了——蔡叔厚。这位蔡先生早年受进步思想熏陶，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上海负责一些地下工作。陆久之经朋友介绍，开始帮着蔡叔厚活动，打打掩护，送送东西。起初，他只觉得刺激，新鲜；时间久了，隐约感觉这是另一条可以选择的路。
二十年代中期，上海的地下斗争格外复杂。国共合作虽然在表面上仍维持，但暗中较劲已经开始。不少地下联络点需要可靠的“门面”，陆久之这种有一定社会背景、又略懂外文的青年，正好派得上用场。
1926年前后，陆久之被介绍给一位后来影响中国命运极深的人物——周恩来。当时周恩来刚从法国、苏联回国，在广州、上海等地组织工人运动与情报工作。陆久之则在上海担任他的地下信使联络人，负责传递文件，接应往来人员。
那一段日子，他经常出入一些看上去十分“正常”的地方：茶楼、书店、洋行、商号。有时候，一句闲聊背后，是一条密令的传递；一盘象棋之中，藏着一份名单的交接。陆久之也因此认识了叶剑英、曾宪植、李维汉等不少共产党人。对外，他不过是个留日学生、商界新秀；对内，他已经开始接触到一个庞大而隐形的网络。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局势骤变。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甚至被杀。大革命失败，上海白色恐怖加剧。这时候，像陆久之这样的“外围力量”，面临一个现实选择：继续还是收手。
周恩来给他的指令是“潜伏”。简单两字，背后是极大的风险。
陆久之奉命“打入敌人内部”。他利用原本就有的社会联系，接近一些国民党军政机关。表面上，他是愿意投身国民政府体系的知识分子，实际上却在为共产党收集情报、传递消息。其间，他参与过两件颇为重要的营救：一位是陈赓，一位是向忠发。
营救工作极其危险，稍有疏忽就是灭顶之灾。某次营救之后，有人对他起了疑心，认为他“态度不够坚定”，甚至怀疑他身份不清。这样一来，原本的掩护职位也丢了，人被迫离开上海，改道南下广州，短暂避风。
广州时期，他曾在叶剑英家中借住一段时间，继续保持与党组织的联系。到了1930年前后，形势再度紧张，他干脆远赴日本，一方面继续学习，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远东情报渠道开展工作。
在日本，他接触到日本共产党的一些人士，借助他们的关系，打探日本军部动向、政界消息。后来，他进入中华民国驻日使馆的相关机构任职，有了一个很好的“合法身份”。这层外壳让他能出入不少场所，获取关于日本对华方针、军备部署的多方面情报，再通过隐蔽方式传回国内。
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东北沦陷。国内的愤怒情绪一浪高过一浪。陆久之在东京看到这一切，心里也明白，情报再重要，终究得有人在战场上抗住。他起了回国的想法。
回国后，他没有马上站到前台，而是以写作、办报等方式投身抗日舆论。张学良出任东北军驻防内地后，在南京等地谋求出路，对这些敢于公开批评不抵抗政策、呼吁团结抗日的知识分子颇为欣赏，据说曾多次请陆久之前往做客。对一个习惯待在隐蔽战线的人来说，这种公开的称赞反而有点尴尬，但也说明他在当时的舆论场并非无名小卒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民党情报机关不断扩张，军统特务组织抓人最凶的时候，也需要一些真正懂情报工作的人。陆久之利用留日背景，被吸纳进军统系统，从事对日情报活动。表面看，这是为国民党效力；实质上，他把很多关键情报，悄悄传向延安和解放区。
比如某次日军在华中地区的调整兵力，他通过旧日日本友人获取消息，再以商贸往来为掩护，通过上海地下联络点送至中共情报渠道。类似的事情很少见诸公开文献，却是当时隐蔽战线的日常。
除了情报，他还尝试通过各种关系，为部分根据地筹措药品、布匹等紧缺物资。有些东西打着“市场贸易”的名义，在租界间辗转，最后却出现在某个太行山根据地的仓库里。这些细节，对外人而言看不见，却在1949年以后被一点点核实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共关系再度紧绷。国民党方面忙着重整军队、收回沦陷区，也在挖掘旧人脉。因为父亲曾在孙传芳手下任军法处长，和汤恩伯有旧交，陆久之顺势被任命为国民党少将参议，进入汤恩伯幕府，成为“智囊”之一。
身份一变，他看上去已经成了标准的“国民党高级军官”。然而和周恩来的联系并未中断。某次秘密会面时，他主动提出：“既然干了这么多年，是否可以正式入党？”周恩来思考后给出的答复却有点出人意料：“你不入党，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。”
从那以后，他在组织上的定位，基本成型——党外民主人士，长期从事情报与统战工作。名义上不是党员，实质上听党的指挥，这种身份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，却往往极为关键。
1949年春天，战争已几乎没有悬念。淮海战役、平津战役相继结束，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。上海，这座远东第一大都会，成了最后的焦点。
四、策反汤恩伯与被冤入狱
上海当时的国民党最高军事长官，就是汤恩伯。这位将领在抗战中打过不少硬仗，但在内战末期已无回天之力。中央方面仍寄望他守住上海，拖延时间；共产党方面当然希望能少打一点仗，多保全一座城市。
组织上把策反汤恩伯的任务交给了陆久之。从人脉关系上讲，这个选择很自然：两家有旧交，他又是幕僚，进出汤府无障碍，从思想上慢慢做工作，很有空间。
谈话并不总是一本正经。有时也像老朋友闲聊。陆久之会从局势讲起，从国际形势讲到全国战场，再落到上海：“你想过没有，真要拼到底，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？”汤恩伯沉默半晌，才说一句：“我知道，但我也有难处。”
在陆久之一次次的劝说下，汤恩伯态度开始松动，有过“考虑以保护上海为重”的表态，甚至对“和平移交城市”的方案表示过兴趣。有资料提到，他一度打算“照傅作义方式处理”，可见内心并非完全排斥。
就在气氛似乎有点转机的时候，另一个人物突然出现在上海——蒋介石本人，还有他的次子蒋纬国。蒋介石决意亲赴前线督战，蒋纬国干脆搬进汤恩伯公馆，同吃同住。这下，汤恩伯几乎成了被监督对象。
有一段对话，被后人多次提及。一次密谈中，陆久之急切地对汤恩伯说：“现在再不下决心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你不但要保上海，还要保自己。趁他们都在你这里，把他们扣住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汤恩伯听了，脸色大变，连连摇头：“这话我当没听见，这条路走不得。”
对一个在国民党体系内摸爬滚打多年的将领来说，“扣押蒋介石父子”几乎等于自毁家族，哪怕从理性上看有利局势，他也难以迈出那一步。很快，蒋介石父子把汤恩伯叫到长兴岛附近的军舰上，限制其行动。陆久之与汤恩伯的策反工作，就此中断。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城市虽然经历战火，但并未遭遇那种“毁城式坚守”，这同样与包括陆久之在内、许多人暗中的奔走有关系。只是，从公开记录看，那些复杂的幕后安排，多年来并不为普通读者所知。
新政权建立后，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理原则相对明确：有战功但坚持反动者严惩；有问题但愿意改造者，区别对待；曾有隐蔽战线功劳者，需要认真甄别。陆久之的身份，偏偏落在一个“最难说清”的地带——名义上国民党少将参议，又挂着“蒋介石女婿”的标签。
1955年，反右前夕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。一些地方在落实政策过程中，过于强调“阶级立场”和“旧社会关系”，对历史问题的审查变得严格，有时甚至有点简单粗暴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陆久之被以“反革命罪”立案侦查，最终被判十五年刑期。
判决下来时，他已经四十多岁，经历了大半辈子的隐蔽工作和政治波折，却突然成了“敌人”。对于具体案情，负责人员掌握的多是公开资料：他做过军统，担任过少将，曾经接近汤恩伯，还与蒋介石养女结亲。单看这些，给出“一贯反动”结论，好像并不难。
让事情发生变化的，是一个很少在政治档案中出现的名字——陈洁如。
蒋介石的旧日妻子，在这时候站了出来。她坚信女婿不是那样的人，提起陆久之在抗战期间为情报、物资奔波的经历，也提到他拒绝随汤恩伯逃台、留下来的态度。几番辗转，她决定亲自进京反映情况。
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北京的风雪很大，陈洁如却拎着一点行李，坐车一路到中央机关去求见有关部门。她既不要求恢复自己什么“旧夫人”的身份，也不打算替蒋家开脱，只是一再强调：“陆久之有问题可以查，但不能冤枉。”
在调查过程中，有关方面发现了不少“不符合常理”的细节：为何他明明可以跟着汤恩伯去台湾，却偏偏留下？为何有些军统资料上的事，与他实际行动对不上？为何一些早期地下党人提到曾有一位“陆姓青年”帮忙联络？这些线索串起来，渐渐指向另一个方向。
在这个关键阶段，周恩来出面提供了最重要的证词。他明确表示，陆久之早在1926年前后，就已经参与中共地下工作，曾极其冒险地执行过联络、营救任务。抗战时期，他又在对日情报工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，只不过因为他一直是“党外身份”，档案并不完整，许多经历未能系统记录。
周恩来的这一表态，不是凭空说出，而是基于当年亲身经历的记忆和后来多方印证。对于隐蔽战线的老同志，他一直记得很清楚。这一句“他是我们的人”，等于给陆久之的身份作了一个基本定性。
1962年，陆久之获准提前出狱。对外界来说，他只是一个被宽大处理的“有问题历史人物”；对了解内情的人而言，这更像是对过去工作者的一次隐性纠正。真正把这段历史比较完整地整理出来，还要等到更久之后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，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工作大规模展开，许多在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被误判的人，陆续得到纠正。陆久之的案子，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审理。他被正式宣布“无罪”，原来的“反革命定性”予以推翻。
一直到1996年，相关部门才对他的全部革命经历做出较为完整的评价，明确其参加革命的起算时间为1926年，即成为周恩来地下联络人之时。这意味着，他的革命年限从那一年开始计算，隐蔽战线的贡献得到正式承认。
回头看陆久之一生，有几个地方格外耐人寻味。
其一，他娶了蒋介石养女，却从未试图凭借这层关系往上爬，甚至对认不认这个“岳父”都显得淡然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似乎是一张可以好好利用的“政治名片”，在他这里，却几乎等于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背着走而已。
其二，他在不同阵营之间周旋，外界看来像是典型的“投机分子”，可从更长的时间线上看，他的站队其实很早就定了。二十多岁就参与地下联络，之后几十年一直围绕这个选择行动，哪怕表面身份多次改变，内在线索却相当一致。
其三，他的功劳和冤屈，都与隐蔽战线的特性密切相关。秘密工作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不能写在脸上，很多时候也不能写在纸上。到了要清算、要划线的时候，没有公开档案，容易被简单归类。这种风险，不止一个人承担过。
从某种角度讲，“蒋介石女婿”这个称呼，对陆久之而言，与其说是荣耀，不如说是枷锁。它让他在旧社会获得过某种便利，也让他在新社会背上沉重包袱。而真正支撑他走下去的，并不是这个称呼，而是年轻时在上海弄堂、小书店里接触到的一些观念，一些人，以及一条已经选定的道路。
有人曾问起他当年的心态：“你在汤恩伯身边、在军统系统甚至在日本使馆里工作的时候，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”据说他沉吟片刻，只说了八个字：“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这句话不算激昂，却透出一种很清醒的坚持。
历史上的很多人物，光看表面履历，很难看出真实面目。陆久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他的故事，牵连到蒋介石的家庭、国共两党的斗争，也牵连到那个年代无数处在夹缝中的知识分子的抉择。表面风平浪静，背后却暗流汹涌。
至于那块当年做为新婚礼物的金表，后来去了哪里，并没有确切记载。有传闻说，陆久之在最艰难的时候卖掉了它，以渡过一段难关；也有人说它一直留在家中，上了年纪的陈瑶光偶尔会拿出来看看。无论如何，那块金表从被赠予蒋介石，到转到陈家，再到出现在一位隐蔽战线工作者手里，本身就像一条线，把几段本不该交叉的历史配资在线论坛，拢在了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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